在现代社会福利体系的构建中，我们常常思考：如何实现福利的公平性、互助性与可持续性？当我们将目光回溯到先秦诸子的思想宝库，墨家的“兼爱”思想如同一颗被遗忘的明珠，其“兼相爱、交相利”的核心理念，与现代社会福利的价值追求有着跨越时空的契合。这种契合不仅为我们理解福利制度提供了传统哲学的视角，更为其当代实践注入了伦理智慧。
墨家的“兼爱”思想由墨子提出，是其伦理体系的核心。《墨子·兼爱上》开篇即言：“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，必知乱之所自起，焉能治之；不知乱之所自起，则不能治。”墨子认为，天下之乱起于“不相爱”——“子自爱不爱父，故亏父而自利；弟自爱不爱兄，故亏兄而自利；臣自爱不爱君，故亏君而自利”。因此，解决混乱的根本之道在于“兼相爱”：“视人之国若视其国，视人之家若视其家，视人之身若视其身”（《墨子·兼爱中》）。这种“兼爱”不是有差等的爱，而是无差别、平等的爱，要求人们超越血缘、阶层、地域的界限，将他人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同等对待。
与此同时，“兼爱”与“交相利”密不可分。墨子强调：“爱人者，人必从而爱之；利人者，人必从而利之”（《墨子·兼爱中》）。“兼爱”不是单向的付出，而是双向的互助——通过爱他人、利他人，最终实现自身的利益。这种“互利共生”的逻辑，构成了“兼爱”思想的实践维度。
现代社会福利的核心价值是“公平”与“互助”，而墨家的“兼爱”思想恰恰为这两个价值提供了传统伦理的支撑。
现代社会福利追求“普惠性”，即福利覆盖所有需要帮助的人，无论其身份、地位、财富如何。墨家的“视人之国若视其国，视人之家若视其家，视人之身若视其身”，正是这种普惠性的伦理基础。它要求我们打破“亲亲”“尊尊”的差等观念，将他人的困境视为自己的困境，将他人的需要视为自己的需要。这种无差别的爱，与现代福利制度中“人人享有基本福利”的目标高度一致。
例如，现代社会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、医疗保险制度，其设计初衷就是为了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获得基本的生活保障，避免因贫困、疾病而陷入绝境。这种制度安排，正是“视人如己”的“兼爱”思想在当代的具体体现。
现代社会福利不是单向的“给予”，而是双向的“互助”。社会成员通过缴纳税款、参与慈善活动等方式，为福利体系贡献力量；当自己遇到困难时，又能从福利体系中获得帮助。这种“我为人人，人人为我”的互助模式，与墨家“交相利”的思想不谋而合。
墨子说：“夫爱人者，人必从而爱之；利人者，人必从而利之”（《墨子·兼爱中》）。在现代社会，这种“互利”的逻辑依然适用：当我们帮助他人时，其实也是在为自己构建一个更安全、更和谐的社会环境。例如，养老保险制度就是一种典型的“交相利”机制——年轻一代缴纳养老保险费，用于保障老年一代的基本生活；当年轻一代进入老年时，又能从下一代的缴费中获得保障。这种机制，正是“兼爱”思想中“互助共生”理念的当代延伸。
尽管墨家的“兼爱”思想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，但它对现代社会福利体系的构建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
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往往强调“权利”与“义务”的平衡，但有时也会陷入“工具主义”的误区——将福利视为一种“社会控制”手段，而非基于伦理的“关爱”行为。墨家的“兼爱”思想提醒我们，福利制度的本质是“爱”与“互助”，其伦理基础是对人的尊重与关怀。只有当福利制度真正体现“兼爱”的精神，才能获得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同与支持。
墨家的“交相利”思想强调“人人参与”——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该为福利体系贡献自己的力量。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也需要强化这种“参与性”，鼓励社会成员通过志愿服务、慈善捐赠等方式参与福利事业，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福利。例如，社区福利服务中的“邻里互助”模式，就是一种基于“交相利”思想的实践——居民们通过互相帮助，解决社区中的困难，既增进了邻里关系，又提高了福利服务的效率。
“兼爱”思想中的“互利共生”逻辑，为现代社会福利的可持续性提供了思路。福利制度不是“养懒人”的制度，而是“帮助人”的制度——它应该帮助那些暂时遇到困难的人重新融入社会，成为能为社会做贡献的人。例如，失业救济制度不仅要保障失业者的基本生活，还要通过职业培训、就业指导等方式，帮助他们重新找到工作，实现“自食其力”。这种“授人以渔”的福利模式，正是“兼爱”思想中“助人自助”理念的当代体现。
墨家的“兼爱”思想虽然古老，但它所蕴含的“无差别爱”与“互助共生”的理念，与现代社会福利的价值追求高度契合。在构建现代社会福利体系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从“兼爱”思想中汲取伦理智慧，强化福利的普惠性、互助性与可持续性，让福利制度真正成为“爱”的载体，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温暖与保障。正如墨子所说：“天下兼相爱则治，交相恶则乱”（《墨子·兼爱上》），当“兼爱”的思想融入现代社会福利体系，我们离“天下大治”的目标也就更近了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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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资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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