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哲学认识论的坐标系中，中国儒家的“格物致知”与西方的“经验论”“理性主义”构成了两条相互映照的思想脉络。作为《大学》“八条目”的核心环节，“格物致知”不仅是儒家道德实践的起点，更蕴含着对“知识如何获得”“认知与存在的关系”等根本问题的思考。从程朱理学的“即物穷理”到陆王心学的“心即理”，再到现代学者对其“实践认识论”的重构，“格物致知”的内涵始终在历史中流转，却从未脱离对“人如何认识世界”这一永恒问题的追问。
“格物致知”出自《大学》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；致知在格物。”这里的“格”本义为“来”，引申为“接触”“探究”；“物”则涵盖自然万物、社会人事与道德规范。
1. 程朱理学：“即物穷理”的经验理性
北宋程颐首次将“格物致知”提升为认识论命题：“格，至也；物，事也。事皆有理，至其理，乃格物也。”（《程氏遗书》卷十八）南宋朱熹进一步发挥：“所谓致知在格物者，言欲致吾之知，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”（《大学章句集注》）他认为，“理”是天地万物的本质规律，存在于每一个具体事物之中，人通过接触事物、探究其理，才能逐步积累知识，最终实现“豁然贯通”的境界。这种观点强调“物”是认知的对象，“理”是认知的目标，认知过程是从具体到抽象、从个别到一般的经验归纳，与西方经验论（如洛克的“白板说”）有相通之处——都承认外部事物是知识的来源。
2. 陆王心学：“心即理”的内在直觉
明代王阳明则对程朱的“格物”说提出质疑。他曾按朱熹的方法“格”竹子七天，结果“劳神致疾”，由此意识到“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，其格物之功，只在身心上做”（《传习录》下）。王阳明认为，“理”不在外部事物中，而在人的心中：“心即理也，天下又有心外之事、心外之理乎？”（《传习录》上）因此，“格物”的本质是“正心”——通过反省内心、去除私欲，使心中的“天理”显现。这种观点将认知的重心从外部事物转向内心，强调直觉与顿悟，与西方理性主义（如笛卡尔的“我思故我在”）强调内在理性的作用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1. 认知对象：“物”与“实体”
西方认识论中的“物”多指向客观存在的“实体”（如亚里士多德的“第一实体”），强调其独立性与客观性；而儒家的“物”则是“事”与“理”的统一，既包括自然事物，也包括道德行为（如“孝”“悌”），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。例如，朱熹说：“物，犹事也，凡意之所发，必有其事，事皆有理。”（《大学或问》）这里的“事”不仅是自然事件，更是人的道德实践，因此“格物”不仅是认知活动，也是道德修养的过程。
2. 认知方式：“穷理”与“推理”
程朱的“即物穷理”注重通过观察、实验等经验方法探究事物之理，与西方经验论的“归纳法”相似；而陆王的“心即理”则强调通过内心的直觉与反省把握“理”，与西方理性主义的“演绎法”（如笛卡尔从“我思”推出“上帝存在”）有共鸣。但儒家的“穷理”始终没有脱离道德实践——“格物”的最终目的是“明明德”（彰显内心的道德光明），而西方认识论则更关注知识的客观性与普遍性（如康德的“纯粹理性批判”）。
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，“格物致知”的思想依然具有启示意义：
- 对科学研究的启示：朱熹的“即物穷理”强调“实证”与“归纳”，这与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（如观察、实验、数据分析）不谋而合；而王阳明的“心即理”则提醒我们，科学研究不能脱离人的价值判断（如科技伦理问题）。
- 对道德教育的启示：“格物致知”将认知与道德实践结合，强调“知行合一”（王阳明语），这对现代道德教育（如培养学生的责任感、同理心）具有重要借鉴意义。
“格物致知”作为儒家认识论的核心命题，经历了从“即物穷理”到“心即理”的演变，既包含了经验理性的成分，也蕴含了内在直觉的智慧。它与西方认识论的对话，不仅展现了中西方哲学的差异，也为我们思考“知识与价值”“认知与实践”等问题提供了多元视角。在现代社会，“格物致知”的思想依然能够为科学研究、道德教育等领域提供有益的启示，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精神桥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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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资料
1. 《大学章句集注》，朱熹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。
2. 《程氏遗书》，程颐、程颢，中华书局，1981年。
3. 《传习录》，王阳明，中华书局，2010年。
4. 《西方哲学史》，罗素，商务印书馆，1963年。
5. 《中国哲学通史》，张岱年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2年。
